岳龙说，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。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，“教育”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，如今，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“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，还要承担心理疏导、人生指导的责任，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，并没有明确的标准，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。”

　　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，统一、单一的评价机制，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，因此，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“独木桥”。

　　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，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·里特做了一番阐述：“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。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，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。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，可如果做得过头了，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：考试是最重要的。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。”

　　学校教育需要改变，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。

　　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，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。他认为，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“扬长”——发掘学生的天资、潜力，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。刘京海认为，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，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、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，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，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。“过去大学录取率低，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，现在录取率高了，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。”

　　不过，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，更多的阻力来自对“公平”的担忧。“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，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，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，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，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。

　　“好学校”神话

　　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，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，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。

　　因此，围绕“素质教育”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。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，竞争非但没有减弱，奥数、艺术考级、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，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，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，加上更多压力。

　　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，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，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，是家长们对“好学校”的追捧。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，一些学校师资雄厚、管理严格、生源优质，因此，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，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。

　　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，是一个现实问题，但张人利认为，学校之间的差异，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。他的一个证据，同样来自PISA测评。“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，在中国，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，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、职校。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，也就是说，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，也有高职、中专学生。测评证明，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，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。”

　　在张人利看来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，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，“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”。但他认为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，被夸大了。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“好学校”：人人都想进“好学校”，“好学校”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，一个班四五十人，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；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，班级规模小，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，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，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，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，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“均衡发展”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。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，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，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。“你考的那些证，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。”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，夏惠贤如此回应。

　　“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，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。”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，张人利看到，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，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，而且单一，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“哈佛男孩”、“哈佛女孩”，追求分数、“好学校”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。

　　张人利说，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，媒体的宣传、舆论的导向，都在渲染高分、名校、出人头地的魅力，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，家长怎能脱离俗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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